凤懋伦:政协委员应更关注现实民生
一接到联系采访的电话,听说是《浦江纵横》的记者,凤懋伦委员就告诉笔者说自己是《浦江纵横》的忠实读者,至今还保留着创刊以来的每一期杂志。作为致公党界别的委员,作为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以来他积极投身政协工作。在与笔者交谈中,他戏称自己是“与政协同志吃一锅饭”的人,因为1989年初到党派工作时,台盟就是在政协这栋楼里办公的,吃的是政协食堂的饭。一晃近30年了,一路走来,见证了政协工作和多党合作事业的蓬勃发展。谈起往事,十分感慨。他语速很快,思维敏捷。我们的谈话,就在市政协委员活动中心内的咖啡厅开始了……
问:您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工作经历吗?
答:其实我的经历相对简单,自中学毕业后,可以分五个阶段:先是到农场工作;恢复高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学校担任老师;1989年调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工作;2006年年中转到中国致公党上海委员会工作,直至现在。
问: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看到您参与编撰《中国国民党史》,这与您在台盟的工作经历有关吗?
答:是的。那本书是在中国国民党成立百年的时候由南京大学茅家琦教授组织编撰的,我承担了其中部分章节的撰稿工作。因为之前在台盟市委工作的时候一直参与对台研究。1987年11月2日,当时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蒋经国开放了老兵回大陆探亲,此后,两岸的民间交往也逐渐频繁起来。为了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包括台盟在内的涉台部门承担了大量研究课题,而我恰好在那段时间进入台盟工作,得以参与了许多课题的研究,也积累了大量资料,参与《中国国民党史》的编撰也是这一个时期研究工作结出的一个成果。
问:这其间您在与政协有关的工作中留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吗?
答: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当时台盟市委与政协《联合时报》合作、每季度做一期《联合时报》《海风》专栏的专版,具体是我负责,基本上是采编一起做,主要是介绍台湾岛内各方面情况,特别是通过台盟盟员回台湾探亲,与岛内亲友联系的小故事,反映两岸同胞一家亲的情况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坚持了近十年,成为当时《联合时报》颇受读者欢迎的一个栏目。记得第一期讲述的就是我采访的一位在淮海战役中解放过来的台湾籍老兵代表当时在大陆的全体台湾籍老兵,与台湾当局有关部门斗智斗勇,争取回台湾探亲权利的故事。
问:那您对这30年来两岸交流变化发展的情况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吧?
答:非常明显。最初来大陆投资的台商都是小心翼翼,通过第三地碾转而来的。进入90年代后,两岸交流慢慢多起来,台商来大陆投资,也慢慢地由广东福建逐渐北上,到江浙沪来投资,投资领域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其他各种产业,投资的企业也由中小企业为主转向大中小并举。当时台盟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帮助台胞牵线搭桥,排忧解难,解决投资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伴随着这些年大陆的发展和两岸关系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这样一个词来形容。1981年9月30日,当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了“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叶九条”,里面有一条“台湾地方财政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予补助”。这在当时两岸人民眼中似乎是不可想象,因为那时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正是“钱淹脚目”的时代,而大陆历尽十年“文革”浩劫,百废待兴,经济刚刚开始恢复发展,远不及台湾。然而今天我们再来看,大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我们对于两岸经贸发展的推动,包括采购台湾农产品,鼓励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等等,力度越来越大,今天再来理解“叶九条”,看来是何等地前瞻。这一切也揭示了一条真理,两岸走向和平统一是一种历史必然,这种发展大势不可违,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曲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凝心聚力谋发展,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两岸经济社会各方面合作和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引领两岸关系发展,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没有悬念的。
问:那台湾有没有值得我们目前发展过程中借鉴的地方?
答:我觉得还是有不少的。比如在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如何做实居民的自我管理,又比如他们的农产品很早就实行了追溯机制,超市里包装好的蔬菜,上面有哪里哪家生产的,如果产生质量问题就不仅是砸自己的饭碗,最后连自己的信誉都受影响,这还是非常有效的。
此外还有旅游开发方面,比如农业旅游,1997年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专门研究,建议上海可以借鉴,报告得到了市领导批示,后来也推动了上海与台湾在这方面的交流。前几年我到过台湾的“九份”。那里原来是金矿,矿产资源枯竭后成了就“荒芜”了。上世纪80年代末,那里逐渐发展休闲旅游,现在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重要景点了。原来的民居改造成一家家小店,依山而上,鳞次节比,日本的动画大师宫崎骏也多次去那里。那里基本上是一种真正的原汁原味,几乎保留了最原始的小镇的生态风貌。这与我们原来的旅游开发理念有很大区别,近年来我们也开始逐渐接受这种理念,比如上海的田子坊,里面的房屋都保持了原有的特点,甚至连墙头垂下的电线都没有作改变。这是对城市文化的一种真实传承。
问:从1989年开始,您的工作就一直与政协有关,特别是在提案等参政议政工作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能不能简单说说?
答:1989年到台盟工作,就从事参政议政工作,一直做到现在,课题、提案,工作是周而复始,年年都是这个节奏,踏着节点走,但是内容是年年有不同,因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近三十年我们国家、我们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有多少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和建议。我自己原来是教经济学,后来又从事对台研究,这对我从事参政议政工作是有极大帮助的。
说到提案,就要说说党派提案。我当政协委员是2008年,在这之前都是从事党派的提案工作。政协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党派集体提案的是中国致公党,是在1949年9月21日开幕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题目是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1951年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明确提案人不用附署,一个人也可以提提案。“文革”之后,恢复政协工作之初,在政协会议上还只有委员个人的提案。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正式颁布,1990年上海市七届政协三次会议明确民主党派可以以党派名义提出提案,台盟就提交了党派集体提案,那是我第一次参与提案工作。
与个人提案相比,党派提案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因为它有一个内部遴选的过程,集思广益,最终决定哪个提案以党派的名义提出。党派的提案一般都具有党派自身的特色,比如农工党比较多的是在医疗卫生方面,九三学社则在于科技方面,而我们致公党的特色是在于侨海,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归侨侨眷、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等方面的情况。这些年里,在完善投资环境、推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如何发挥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的作用、留学回国人员创办企业需要的支持等,我们给予了持续的关注,每年都有这方面的跟踪研究。当然在突出重点、体现特色之外,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同时也关注其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问题。
问:提出提案,做好参政议政工作,背后一定要做大量的调研工作吧?
答:那是必须的。作为党派的参政议政工作,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节奏,每年“两会”结束,通常就是新一年参政议政调研工作的开始,直到当年的九、十月份,调研工作告一段落,然后就开始准备下一年的提案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调研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影响到党派在政协大会上的口头发言、提案等质量。但是只要我们能够脚踏实地、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做好调研工作,同时能够从大局出发,实事求是,把握科学性、可行性、可操作性,提出意见建议,一定会受到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与采纳的,对完成整个中心工作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上海是一个海洋城市,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主要还是着眼于造船、渔业等传统的涉海领域,1998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海洋年”,海洋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我们当时就立了一个关于发展上海海洋经济的研究课题。由于涉及面广,党派内部缺少相关领域的专家,于是我们就四方求教,通过其他党派的介绍,找有关的专家,然后请专家再介绍其他的专家,整整4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方方面面的专家59位,对涉及海洋经济的相关领域做了调研,最终形成了《关于发展上海海洋经济的研究》的报告,结合上海的城市发展和转型,结合四个中心建设,提出了建议。这一报告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后来获得了上海决策咨询奖的二等奖(第三届)。通过调研和做课题,我对海洋问题也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还被有关方面聘为上海“十一五”海洋发展规划评审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共7个人,四位是相关领域的院士。此后的岁月里,我也一直跟踪海洋问题。去年我们致公党市委根据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的需要,成立课题组,专门就上海海洋科技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研究成果由市政协上报,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根据我们致公党市委的决定,我代表致公党市委在今年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大力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主动服务“海洋强国”战略》的发言,延续了我们对海洋问题的一贯关注,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肯定。
问:您就是这样,通过调研逐渐从一个“外行”变成了“内行”?
答:是的。因为原来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背景,所以首先是阅读大量相关书籍,看有关的文件资料,然后是在调研中向专家学者求教,不断思考,琢磨,一个课题做下来之后“外行话”少了,同时由于“无知者无畏”,没有框框束缚,没有“屁股指挥脑袋”的问题,反而能够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在参政议政工作中,对于相关领域接触到的新课题、新问题,通常都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的。这些年我有一个体会,要提出符合实际、能够被采纳的意见建议,关键是要坚持“问题导向”,要“接地气”。
2014年我曾提交过一个关于“建议轨交法定节假日推迟末班车运营时间”的提案。那是来自于我们当年农场同事在北新泾附近的一次聚会,时间到了晚上九点半,大家仍然意犹未尽,但是好几个人都怕赶不上末班地铁而不得不抱憾分别。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就联想到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来说,晚上十点多钟发车的地铁末班车是否结束得太早?那是还有年末商家搞的跨年“血拼”,当时为了方便市民回家,地铁、公交都临时延时和增加班次。这两件事凑在一起使我想到三个问题,一是上海地铁延时是否有必要性;二是是否可以延时;三是如果要延时该怎么做。我在身边找了十个人,做了一次“微调查”,十个人都认为能够延时是最好了。然而,当我向有关方面专家咨询时,被告知,像元旦“血拼”、春节返城这种临时性的措施,问题不大,如果常态化,365天就有安全隐患,因为十二点之后列车必须要进库检查,线路要保养,维护、维修时间必须要保证,因此不可行。随后我又对市民的出行规律进行了研究,发现市民晚上活动多的群体是年轻人,但是周一到周四要上班,有孩子上学等问题,一般晚上不会太晚,周日也不会,要早点休息,晚上活动主要是集中在周五周六,还有就是国定假日。在综合这些情况的基础上,我就将建议的思考方向,确定在周五周六和国定假日前一天的晚上。当我将这个想法再去咨询专家和周围人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好”!提案提出后得到了承办部门的高度肯定,予以采纳。上海在2014年9月30日晚上正式开始一号线与二号线的延时营运,我们政协委员在当天晚上乘坐了一二号线,并到控制中心等现场看,被媒体称为“零点提案跟踪”;后又在历时二年多的周末与国定假日延时营运的基础上,于2017年4月28日开始1、2、7、8、9、10号线延时运营至零点,10号线和16号线全线常态延时运营25分钟和30分钟;延时后的末班车基本在夜里11点50分左右,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出行,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兼顾市民需求与城市发展需要和轨道交通安全与城市安全的建议。
问:您认为在当前政协委员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答:我觉得政协委员既要把握时代的发展趋势,关心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也要坚持问题导向,更多地关注当下,要有担当,要“接地气”,关心百姓生活,反映百姓需求。在实际工作中,要换位思考,简言之:从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角度去发现问题,从相关职能部门解决问题的角度去研究问题,然后从政协委员作为超脱的“第三者”的立场提出建议。2016年我们十个政协委员在前一年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提案,呼吁医院窗口实现“一门式”医保报销的问题,因为如今政府和社会对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政策很多,如果低收入人群生病,除了正常的医保报销之外,还有一些保障政策,但是要当事人到出台政策的相关部门去报销,一个个部门跑,耗费了大量的精力,非常辛苦。对此,我们就建议利用现在大数据的技术条件,实现医院窗口实现“一门式”受理,通过后台分部门处理的方式解决。经过努力,去年8月1日,总工会率先将384万退休职工相关医疗报销问题一次性解决了,接下来是解决在职职工的问题,其他有关部门也采取积极措施,推进这项工作,为市民解决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这个例子,以及前面说到的地铁延时问题,看起来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往往会被忽略过去,但是恰恰是这些源于我们身边的“小事”,透出了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大民生”。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政协委员要承担的历史使命!
(凤懋伦,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致公党界别活动副召集人,致公党市委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