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五大指标
罗怀臻
上海提出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今年正好进入第10年。近十年间,上海成功主办了2010年世博会,并在每年主办一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上海之春”音乐节等国际国内规模的节庆活动。这些节庆活动,扩大了城市影响,丰富了城市内涵,提升了市民素质。一批地标式文化实施的建造,更是举世瞩目。令人欣慰的是,上海已将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文化大都市列入“十三五”规划目标。为能更好体现“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成就与成效,建议在大力推进国际文化大都市目标建设的进程中,加强对于无形目标即内涵方面的建设。
“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内涵建设,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指标。
第一,历史参照。上海自近代开埠,便有“远东第一大都会”之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即在电影、戏剧、新闻、出版等领域开风气之先。包括梅兰芳等四大名旦在内的京城名角也要借助上海的新式舞台和上海的报纸电台扩大其在全国的知名度。上海演艺娱乐业更是领先亚洲与世界著名大都市同步,上海大世界与纽约百老汇与巴黎红磨坊几乎同期建造。今天我们提“环人民广场演艺圈”,这个“环”不是“环绕”的“环”,而应该是“归还”的“还”。在上海人的记忆中,直到80年代,人民广场四周仍星罗棋布地聚集着各式剧场、书场、影院和游艺场。检测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繁荣程度,不能不参照上海的历史。
第二,横向比较。建设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不只是参照国内一线大城市,更要参照国际一流大都市,尤其要参照世界公认的已经成熟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美国的纽约等。国际文化大都市既是一种文化体量,也是一种文化格调,更是一种文化气象。只有在与国际级的文化大都市比较中,才能检验出上海文化的现代化、国际化与都市化水平。
第三,原创能力。真正意义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不仅是外来商业文化登陆抢滩的码头,更是本土原创文化源源不断向外输出的源头。没有本地老字号和不具备研发文化新产品能力的地方,称不上真正的文化大码头。因而上海在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中,既要强调码头,更要强调源头;既要重视有形的硬件,更要重视无形的软件;既要搭建交流平台,更要培植原创舞台。
第四,人才指数。凡上海文化繁荣之期,必是国内外文化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聚集之时。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化人才聚集在哪里,哪里就是那个时代文化创造的中心。在上海文化的星空里,文学家鲁迅、巴金,戏剧家周信芳、黄佐临,电影家赵丹、谢晋,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音乐家聂耳、贺绿汀等,大都不是上海本土出生,但大都是在他们青壮年时期在上海创作和生活,并以上海的名义成为具有国内外影响的文化名人。80年代的“广漂”推动了流行音乐,90年代的“北漂”推动了摇滚乐和现代艺术,随着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观念与格局的打开,能否形成新世纪的“海漂”,进而推动当代文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是检测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内涵建设的重要指标。
第五,品质特征。“国际文化大都市”是一个普泛概念,上海如何设定自己的品质内涵与精神特征,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检测方面。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一方面要注重地域性,即中国的、江南的、上海的;另一方面要注重时代性,即历史的、现代的、未来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方面系列讲话的核心精神就是鼓励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符合上海的特性,因此建设具有上海品质与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文化大都市,既是历史的机遇,也是上海的责任。
(作者系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