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65365tw总部往事
65岁,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是一个人从中年迈入老年的年龄。那么,对于一个组织呢?
新生、跌宕、沉寂、复苏……28365365tw总部65年,一路走来,几多往事,堪回首?
这里录下的,是我多年来访老前辈、钻故纸堆及亲历的一部分。另一些更久远的旧闻,只能留待将来再写。
为落实政策奔忙
上海是十年动乱的重灾区。“文革”开始不久,张春桥就对统战系统的造反派说:“政治岂能协商,共产党怎能监督!”还有造反派头头认为,民主党派就是“反动派”。1966年8月,市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牌子被砸,所有活动被勒令停止。“文革”期间,全市被立案审查的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原工商业者、台胞台属、宗教、民族和归侨侨眷等知名人士有7603人,其中相当局级干部200多人,被迫害致死的62人,包括市政协三位副主席金仲华(副市长、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黎照寰(同盟会会员、中山教育馆总干事、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孟宪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大批知名人士在经济上也蒙受了严重损失。
1977年12月,28365365tw总部恢复活动后,就会同市委统战部,协助市委、市政府,落实统战政策。
创刊于1984年7月的《28365365tw总部报》,最初几年经常有报道,表扬某某单位落实政策到位,批评某某单位借口不落实政策,舆论监督力度不小。今天读来,不失为那一段政协履行职能“黄金时期”的见证。
当年的市政协秘书长范征夫回忆,上海落政工作进展缓慢,客观上困难非常大,如被没收、占用的约50万平方米的知名人士私房,已被分配给780个单位和1.85万多户人家,市房管部门又无大量新房源作落政之用。至于大量金钞等财物、文物、图书、工艺品,被造反派非法拿走,既无收据凭证,又缺少登记账册;书画、工艺品有的已失散,大部分则由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收购,其中部分已出口。主观上,“文革”余毒使有些人是非不分,对落政有抵触情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有些单位对落政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认识不够,没有专人具体管此事。也有些人认为,政协作为质询机构,任务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没有权力越俎代庖去要求别的单位落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亲自抓落政的胡耀邦总书记在一次重要批示中,引用韩愈《祭鳄鱼文》,来儆戒落政不力的单位和人员:“落实政策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七年;七年还不落实政策,就是像鳄鱼一样,‘冥顽抗命’了。”
这成为推动全国落政的重大转折点,从此落政的步伐加快了。
市委、市政府开动员大会,带头归还市委招待处等用的两处私房,起了示范作用。王一平、李国豪两任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承宗及各位副主席都非常重视落政,靖任秋、范征夫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党组认为,眼下最大的政治协商就是推动落实政策、促进改革开放,民主监督最主要体现在推动落实政策、促进改革开放上,否则就会脱离中心、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1985 年11 月,全国政协落政检查组组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视察上海文物仓库
市政协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检查组,常设五个小组,分别负责推动落实工商联和民建及代表性人士、宗教团体及宗教人士、“三侨”被占私房问题,督促归还被查抄的文物、图书、工艺品等。还临时设立若干检查小组,设立市政协落政办公室,配合全国政协落政检查组及各方面联系督促。
市政协有过五次声势浩大的视察检查。宋日昌、赵超构两位副主席带队检查外贸局所属的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公司负责人振振有词:“我们是正常的商业活动,买进卖出,理所当然。我不管他是造反派也好,是其他单位也好,他把东西卖给我,我付给他钱,再卖出,这是正常的商业活动!”宋日昌拍案而起,“停止出售!”市委书记陈国栋得知此事,说:“千理由,万理由,都得服从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否则就是没有理由。”市委当场决定停止出售。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抄家书画工艺品被封存,定期让失主认领。
落实私房政策中最大的问题,涉及军队。“文革”中造反派没收的2.3万多平方米私房,早由房管部门分配给部队领导干部居住。武康路上一幢花园洋房,是原市侨联副主席、南洋烟草公司总经理简日林的私宅,“文革”中被没收。市政协常委王丹凤多次在会上反映此事,情绪激动,“解放军解放上海睡马路,不扰民,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现在解放军住民房不还,大家对这件事很有意见!”政协发动委员中的起义将领去检查,可他们不敢去,“我们是白色将军,红色将军住的房子我们没有资格去讲话。我们一讲话,他就把我们训回来了。”政协只好向市委请示。市委领导认为此事牵涉到军队与地方的关系,支持市政协向全国政协汇报。1983年12月17日,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召开各地落实统战政策座谈会,范征夫在会上反映上海落政中遇到的困难,引用了王丹凤的原话。当晚,相关简报就直接送到了胡耀邦手里。耀邦批示:“请尚昆、秋里同志负责,立即派一个小组到上海去落实。”军委第二天就派小组去了上海。那位军人很快搬到招待所暂住,归还了侨房。陆军部队还房局面就此打开了。接着,海军的王彬副司令到上海,主持退还所有海军占房。空军归还私房也有了进展。
上海回民公墓在青浦县,长期以来,不仅是上海回族同胞唯一的公墓,也是国外来沪病故的伊斯兰教徒的安葬地。当年,在林彪“一号备战”令下,被征作“机窝”。空四军后勤部门又把“机窝”上的土地租给公社,公社养起了猪,这就犯了大忌。上海几千回族同胞情绪激动,扬言要用锄头扒掉“机窝”。市民委、市伊斯兰教协会、空四军应邀到市政协协商,但毫无结果。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听了市政协的汇报,打电话给总参谋部杨得志总长。不久,总参批示撤消“机窝”。1985年,回民公墓终于恢复对外开放。
1984年,范征夫出席全国政协元旦茶话会,全国政协常委、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给他一个条子,上书:希望上海市政协帮助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原院长黄佐临落实私人房屋问题。原来,黄佐临的私房先被大隆机器厂占为疗养院,后又被警备区摩托车部队占用。由于上次为警备区副司令归还房子问题和警备区打过交道,这次协商顺利多了。1985年,黄佐临携全家回到老房子时说:“我能安居乐业,市政协同志出力不小!”
市政协落实政策,全程透明,层层落实。特别是文物要逐家发还,文物图书又大量缺失,需作价补偿时,市委批准巨额款项,由市财政局拨付。确定文物单价,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市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参与,经过协商共同决定文物、工艺品赔偿价格,并采取了许多补救办法,把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从外地收购来的无主工艺品、字画,以尽可能同等价值,抵偿归还失主。
民主人士交口称赞:“共产党是真心为人民服务,面向真理,有错必纠,在历史上任何党派都没做到。我们真是口服心服!”
政协提案催“东进”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一批关心上海城市发展的专家学者对上海向何处去,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北上——发展吴淞(长江南岸)即上海北翼,有的主张西移——发展虹桥一带,有的主张东进——发展浦东。当时,开发浦东的意见并非主流。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发展严重滞后。南中国热火朝天的“深圳速度”,使上海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失落感。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头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沈峻坡的论文,编辑提炼的标题、选编的文字触目惊心:《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文章的核心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束缚了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时任市委第一副书记陈国栋组织了“上海向何处去”的大讨论,逢人就问:“我们上海是不是要沉沦了?”“上海是要振兴还是沉沦?”
稍后,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月刊发表陈坤龙的文章《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这可能是最早成文的“东进”建议。
委员们的心跳,始终与这个城市的脉搏同步。催生上海“东进”序曲,市政协不曾缺席。2008年,28365365tw总部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对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1979年)至十届五次会议(2008年)的全部2.6万余件提案进行了“地毯式”扫描,对照标准——选题围绕上海党政中心工作;调研充分,情况准确,分析透彻;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建议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对党政部门决策或相关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立足长远,能对促进上海发展和社会和谐产生重大影响(即具有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原创性)——梳理出一些佼佼者,最终评出4份上海市政协优秀提案荣誉奖。其中,市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教授殷体扬写于1981年的《建议筹设开发浦东建设和规划机构》,当年的办理结果是“留作参考”,10年后,浦东开发时的政策措施却与这件提案的建议如出一辙。同时获奖的陆子芬、俞颖生委员提案《请积极准备建立浦东新区,建设成为新型国际城市楷模》、袁随善委员写于1986年的《上海的港口发展应当面向世界,不要局限于黄浦江内选址,而要符合航运趋势,通过技术民主,制定长远开发综合规划,使上海成为真正的世界大港》,也与浦东开发息息相关。
各方有识之士出谋划策,在1980年代的前五年,形成了开发浦东的舆论。
1986年春天,市政府支持召开了两次“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形成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北上——沿长江南翼开发宝钢、吴淞地区,南下——在金山区沿杭州湾北翼发展(于光远先生提议),西移——向虹桥机场以西拓展,东进——跨过黄浦江开发浦东。
多方比较论证之后,终于决定走“东进”这着棋。
委员寄语朱镕基
人称“尚公”的诸尚一,是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历任第一至第七届市政协委员,属于28365365tw总部元老级人物。上海民革在纪念这位前辈诞辰100周年时,给他的评语是“毕生以笔为剑、以笔为旗,积极参政议政,开展民主监督,其‘诤友情结’名驰统战系统”。
1989年4月,上海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中,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到政协与委员们座谈。当年最热门的话题是“官倒”。市政府顺应改革需求,由某部门牵头兴办的XX公司,主要以经营所得或通过融资来救治一些将要倒闭的企业和公司;除了经营,实际上还承担了政府部门的某些职能和义务。这种政企不分的现象,在当时带有普遍性。坊间议论纷纷。
会场上,素以敢言、善言而闻名的诸尚一站起来,单刀直入:“朱市长,社会上有人反映,XX公司是‘官倒’,是市府的‘小金库’,如果真是这样,我建议给予撤销。”委员们发言结束,朱镕基作回应小结:“同志们的发言说明各位委员忧国忧民,我很感动。……XX公司不是‘官倒’,救活了一批企业,国有资金逐步增值,而且财务是清楚的。当然也有缺点,容易政企不分。”一席话,说得大家紧张起来,都去看诸尚一的脸色。
事后,朋友担心尚公的发言得罪了市领导。他却很坦然,“我是作为政协委员提出看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
过了几个月,中央下达避免政企不分的指令,市政府慎重研究后,让XX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彻底脱钩。诸尚一应邀参加研究脱钩事宜,并就清理整顿公司问题继续当高参。有传闻,是朱市长点名请他参加的。他说:“是不是市长点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市政府实事求是的精神,难能可贵!”
1991年4月,朱镕基同志即将调离上海、赴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尚公激情撰文《寄语朱镕基同志》,且赞且弹且冀望:
朱镕基同志在上海三年多来所树立的形象,就我的印象,似乎可以用两个字概况:“严”和“直”。“严”到“六亲不认”,大家都怕他;“直”到无所忌讳,能从善如流,自我揭短。
但是,人总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朱镕基同志也有他的短处。“严”也者,也就很可能会失之于偏而把人家的锐气给打掉。不过朱镕基同志有个“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的长处,一旦发现自己有了错,会马上自我纠正,这就容易取得别人的谅解和信任。
我同朱镕基同志并无什么特殊的渊源,只是偶尔在某些场合和某些问题同他交过锋……没有什么可以迎、送朱镕基同志的,就把我的这番感受聊当赠言吧。韩愈《送石处士序》有言:“大夫真能以义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为先生别。”我相信,朱镕基同志是决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的!
吁停上海“买路钱”
政协委员为民生大声疾呼,当仁不让。
因政府财力有限,上海的高架道路、跨江大桥都是借贷建设的,建成后再靠收费还贷。可收费增加了企业、市民的负担,而且车辆停下缴费加重了市区道路的拥堵。2000年初,市政协常委华耀增等就多次联名提案,建议取消黄浦江上“三桥两隧”的过江费。提案认为,路、隧、桥等城市交通设施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政府不应算小利,而应算整个城市发展的大账,过江收费其实也是对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障碍。市府有关部门与政协委员多次座谈,采纳了这一建议。2000年5月1日零时起,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徐浦大桥和打浦路隧道、延安东路隧道取消收费,政府部门回购了投资企业手中剩余年限的经营权。此举使浦江两岸的联动发展明显加快,浦东投资环境迅速好转,迅速繁荣起来了。
此后,每年都有许多委员通过建言、社情民意,通过提案、专题调研,通过与政府部门座谈沟通等各种渠道,建议取消逸仙路高架收费、上海火车站南广场出租车上下客收费、虹桥机场出港车辆收费等。2002年7月1日起,吴淞大桥、江杨路大桥、蕰川路大桥、沪太路塘桥、蕰藻浜沿线桥梁全部取消收费。2002年8月1日起,逸仙路高架取消收费。
收费造成拥堵
市民、企业叫好的这两次取消收费后,还贷压力从企业转移到了政府,除市政府外,宝山区政府每年也要承担亿元的还本付息,还要妥善安置原大桥的收费员工。上海市运输工会主席、市政协委员吴徽章,宝山区政协主席刘明生等深入宝山区调研,写提案反映路桥收费导致国企倒闭、外资不愿入驻等问题,并精细设计具有操作性的多项方案,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取消收费后,入驻宝山区的外企、民营企业骤增,政府税收连涨,足以补贴道路设施的开支,整个区域的发展步入良性循环。
为了取消新客站那全国闻名的“2块钱”,闸北区政府与新客站南广场投资方先后进行了9轮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以2.31亿元的价格回购意向,由市、区两级政府共同出资回购。2004年11月15日起,上海新客站南广场取消了上下客的2元收费。
五年中,政协关于取消“买路钱”的建议,悉数得到政府部门认同,道路的收费口陆陆续续关闭了,直到2005年1月31日上海市区道路最后一个收费站——虹桥机场出港车辆收费站被拆除,全部市区道路不再收费。
不单单是取消“买路钱”,还有提高城镇退休老劳模养老金标准、让残疾和智力障碍的学生免费接受义务教育、提高生育妇女生活津贴标准、加快老住宅“平改坡”进度、给地铁口“加盖”防止雨水流入乘客滑倒、在新建改造路口增设行人安全岛等等,都是政府采纳政协改善民生意见的成效。
上海光源发光记
上海市政协30年优秀提案荣誉奖中,最“高大上”的,当数1995年谢希德、杨福家、王志勤等院士、委员联名写的提案《关于在上海建造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
这个提案之前,1993年12月,我国正在拟订“九五”计划,丁大钊、方守贤、冼鼎昌三位院士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一台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的建议。经过科学界内部的论证,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这个项目很好,但投资太大了——最初的估价是5亿人民币。杨福家在会上提出,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参与投资?当时的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常务副院长路甬祥表示,如果上海市愿意出钱,可以与中科院共建。杨福家回来就约访了相关市领导,市领导意向上赞成上海参与这个项目。于是,春节后,谢希德就领衔,与高校、科技界委员一起写了提案,正式向市政府建议。
在那年上海“两会”上刚刚当选的徐匡迪市长,参加政协科教组讨论时表示,上海支持这个项目并愿意出三分之一的投资,后来又提高到二分之一。这是立项的关键。3月,中科院和上海市原则同意共同向国家建议建设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本来可能落户北京的这个大项目就这样被上海争取过来了。6月,中科院决定成立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组,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派人来上海一起研究。这是项目成功的关键。
上海光源
由于同步辐射光源强大的作用、能力和重要性,在世界范围内,光源已是各国科技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领域,甚至成为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一个标志。上海光源工程是“大科学工程”,这类项目即使在发达国家,从策划到批准立项也要几年时间,而且往往最终由国家最高决策层决定。上海光源这样的项目上不上,必须由国家计委、科委、中科院等给出意见,由最高级别的领导层决定。经过两期的预制研究,到2004年初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终于通过了上海光源项目建议书,工程在2004年12月25日正式破土动工。
由一个政协提案促成的上海光源,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大科学装置和大科学平台,可以同时向上百个实验站提供从红外光到硬X射线的各种同步辐射光,可用于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凝聚态物理、原子分子物理、团簇物理、化学、医学、药学、地质学等多学科的前沿基础研究,以及微电子、医药、石油、化工、生物工程、医疗诊断和微加工等高技术的开发应用的实验研究。数百名不同领域、不同单位甚至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可以同时做各自的实验。
港澳委员最用功
他们西装笔挺,大多喜欢用香水,刚进政协门时,不少人说着夹杂着英语的港式普通话,发个言还得在稿子上密密麻麻地注音……港澳政协委员,是政协大家庭中特殊的一群。
港澳委员多为当地有名望的专业人士,本职工作出色,自然不会有多少闲暇时光,可既然当了上海的政协委员,没有摆摆样子不想为上海做事的,而且每年都要做,要争取做好。
那年,八位被增补的港澳委员孔令成、林建康、刘炳章、吴志诚、郑祎、袁光铭、黄江天、廖长江,自称“插班生”,一进来就跃跃欲试的样子。来自地产、酒店、金融、法律、物流、现代服务业等行业的这些成功人士,身为常年的“空中飞人”,第一次参政议政,有感而选择了“上海航空枢纽”这个切入口。第一次递交提案,就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支招。八位委员正好是七男一女,于是我写下《新八仙过海——0001号提案诞生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新八仙过海,却是共显神通。”
都是大忙人,怎样合作写提案呢?双休日成了课题日,委员们会聚在其中一位的公司里,开会、喝茶、吃工作餐;需要到上海调研,就打飞的。费用嘛,全部自理。每年一个提案,问题分析透彻,意见建议操作性强,不少被市政府采纳了。
又一年,听说十位港澳委员又在联手做提案,我一看名单,不乏“八仙”中人。
“我们‘小组’的最大目标是,希望上海成为龙头,为中国小康社会早日到来,起带头示范作用。”袁光铭、孔令成、林建康说。是老委员了,他们的普通话一年比一年流利。这个“小组”中,有金融、法律、医疗、交通、地产等涉及香港方方面面的专家,做调研可以得到第一手材料,“组员”们的资源加起来更可观。
看到上海面临住房、教育、医疗、食品安全、贫富悬殊等问题,港澳委员们着急啊,好想把外面的成熟经验拿来,推动上海解决民生问题。于是,“小组”继续发力。原先的“组员”廖长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了,他的太太王沛诗加盟……为了做好课题调研,十委员有时在香港碰头,有时乘船去澳门开会、聚餐,讨论了一次又一次。除了香港经验,因为吴志诚是澳门人,而林建康的太太是新加坡人,澳门经验、新加坡经验也都被吸纳进来……
每年到了28365365tw总部全会上,提案要定稿了,他们认真而自信,像作文课上的范文作者。
“民声委员”接力跑
一次在政协门口乘上出租车,忽听司机问:“政协有个委员为我们的哥减负奔走很多年,累死了。你认识他么?”
怎么不认识啊?章继浩委员卧病不起时,第一个跑去采访的正是本记者。我跟踪报道,一直写到他的追悼会。“民声委员”,意思是“为民众发声音的委员”。
在做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高工、所长的本职工作之余,章委员投入地干着两份“兼职”——市政协常委和市政府参事,他写的提案、建议,几乎每一件都事关百姓生活。
有人开着“沪0”牌照车,在出上海的道口随意停,“这牌照是某某领导批的,我想停哪儿就停哪儿,谁敢动?!”章继浩听说了,非常气愤,“老百姓不知道这类牌照是外借给社会单位的,就骂公安局搞特权。社会影响太坏了!”他奋笔写下提案《建议取消“沪0”车牌》。办理部门打电话来解释,特殊牌照制度不是地方制定的,要取消没那么容易。章委员不罢休,请求把提案送交市公安局领导一议……很快,引起市民公愤的“沪0”牌照彻底从上海街头消失了。
章继浩多年为出租车司机减负奔走,即使乘出租车去医院看病也不忘询问司机。那年,听说市政协为建立油价联动机制开会,他在病床上赶写书面发言参与:“现行方案不完善,要把车份钱列入联动范畴。处理油价上涨的负担,首先要降车份钱,改变经营模式,真正实施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越来越多投诉无门的市民写信到政协,找章委员。后来,实在做不动了,章继浩就把没办完的事托付给好友徐本力委员,因为“侬也是帮老百姓做事体的”。
徐本力是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博导,无权无势的,要帮老百姓办事并不容易。他说,最灰心、疲惫、最想放弃的时候,是章继浩的事迹激励他坚持。在三届、15年的委员生涯中,他写了200多件提案,反映了70多个普通市民的诉求。
徐委员要卸任了,郭翔委员主动请缨:“徐委员,看了许多对您的报道,很感动,很受教育。我也想多为老百姓办点事,您没办完的提案就交给我吧,我来接这第三棒。”
年长的委员把未完成的提案移交给年轻的委员,在政协是传统。
郭委员像两位前辈那样热忱,他甚至会为读到一篇替老百姓讲话的时评而激动,而在长长的短信里抒发读后感。哪像司空见惯的民营企业家!
他业余时间忙于市政协信访办的活。我问他,在拆迁现场调解不害怕么?他很自信,“有一家三代同堂挤在一居室里,我设身处地替他们想,运用政策和市场机制,连夜设计出两个方案,再陪着一家家地跑房产中介公司,三天就化解了‘钉子户’。”
一次在政协会上,郭委员发言:上访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如果人人讲法律,法院严格依法办事,法律援助能真正帮老百姓解决问题,上访自然就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