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找准具体着力点——“‘一带一路’与上海”研讨会嘉宾观点选萃
编者按:5月4日,由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宣传部、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与上海”研讨会在市政协举行。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上海社科院院长、市社联主席王战,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邢厚媛作主旨演讲,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一带一路”泛区域发展与合作专业委员会主任赵红军,上海市委党校发展研究院讲师、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一带一路》总撰稿人之一邹磊在会上发言。现摘编与会嘉宾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关注义利观
李向阳(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讨论“一带一路”,不能回避道义跟利益之间的关系。义利观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一带一路”在经济上必须“可持续”,这是义利观中“利”的基本要求;反过来,如果忽视义利观中的“义”,“一带一路”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过去三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投资增长非常快。增长率快是否就能衡量“一带一路”的成功?讨论“一带一路”,不能回避道义跟利益之间的关系。在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义利观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和方针。
“一带一路”需秉持什么样的义利观?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蒙古时第一次对义利观作了表述:欢迎周边国家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搭上中国经济的便车。后来领导人又谈“一带一路”合作中在遵守市场经济原则的同时,我们采取多予少取,甚至只予不取。也就是说,对沿线国家会做一部分利益让步。再后来,高层对义利观作了进一步描述,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注重长期收益,不要只关注短期目标,更不能以短期目标来看长期目标。在2016年关于“一带一路”的学习座谈会上,谈到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既要获取正常的投资收益,又要树立好口碑。就是说,微观层面需要保证企业获得正常的投资收益,但是宏观层面,我们又要使国家在“一带一路”平台上通过合作,使中国口碑树立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究竟面临哪些问题?一是投机行为。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要回避“搭便车”,但我们在“一带一路”义利观的宣传中,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这在操作过程中怎么做?如果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途国家都来搭中国的便车,中国拉不拉得动?“一带一路”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没有哪个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是在国际社会中“学雷锋”的,不能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免费的午餐”。
二是“输血”还是“造血”问题。中国不是把“一带一路”变成一个对外输出项目,而是共同发展。共同发展是为了“造血”,使沿途的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与中国一起共同发展,而不是简单地“输血”。
三是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目标的关系。“一带一路”里面我们寻求的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如何协调好,虽然理论上说可以实现,但实践中很难做到。经济外交不是经济问题,即便秉持经济上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的义利观,却没有获得非经济利益目标也是很正常的。
四是跨期收益,“一带一路”义利观要求我们的企业注重长期收益,不要在意短期收益。作为一个长期投资,它有安全风险、经济风险等,如何把这种互联互通建设的风险有机协调起来,这是我们义利观又一个需要关心的问题。
从政府角度看,政府希望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从企业来说,即便大型国有企业也不可能完全放弃经济利益,只单独服务于国家战略。这里面需要设计一套机制,既能让企业获得正常的投资收益,又能树立民生好口碑。坦率地说,这套机制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改革开放将近40年,我们在国内协调的第一对关系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现在要把这对关系挪到国际社会中,可想而知难度多大。
中国企业过去在“走出去”的同时,虽然对当地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很大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出了问题,导致所在国居民对中国的认知并没有相应提升。很多国家民众有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中国企业走近他们,另外一方面希望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起到更大责任。在国内,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在国际社会、在国际投资领域,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又是一个难题。
支点城市应有作为
王战(上海社科院院长、市社联主席)
“一带一路”倡议已有三年多的实践,我走过十几个“一带一路”国家,东北亚、中东、东欧、中亚、西亚、东南亚等,也进行了不少调研。我主要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带一路”是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也是利益共同体。
“一带一路”对国际的正向作用很大,在推动欧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世界经济复苏方面所起的作用将会显现出来。包括最近的“杭州共识”和“习普会谈”,在国际上也有很好的反响。这些都证明“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
同时,我们也要讲利益共同体。不能把“一带一路”看成是“去送钱”。援助归援助,投资归投资。要鼓励企业“走出去”、承担社会责任,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要求企业做政府的事情。
因此,我们一是要平衡好“一带一路”和国内发展的两个大局,必须以国内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为前提,产业转型升级越快,产业转移的能力越大,这与国内发展会产生矛盾。二是东中西要联动,以双向开放为支撑。
“一带一路”,同时也是“两带一路”。
“一带一路”在历史上离不开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的主动脉,两者互相联系。习总书记曾两次提到要把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如今上海自贸区的新作为,就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
有外国友人问,搞“一带一路”的政治动机是什么?我会从“两带一路”这个角度作解释:“一带一路”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自己经验的总结,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开始做起的。第一个是从深圳开始的14个沿海经济带城市,第二个是从浦东开始的14个沿江城市,有这两个经济带,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成功了。这样一说,他们就听懂了。
实际上,“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是我们沿海经济带的一个延伸,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们长江经济带的延伸。这次国家在长江经济带上做了个延伸,补了贵州和云南两个省上去,实际上就是与“一带一路”接轨。包括渝新欧、蓉新欧、义新欧,基本上是与长江经济带接轨。而“两带一路”交汇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在长三角,上海则是在长三角地区合作和交流中的龙头。
在此基础上,我觉得上海有几件事可以做:
第一,上海和香港应作为“一带一路”上的战略支点城市,两者都是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香港在投融资方面有广泛的人脉和经验,上海的经验是建设开发区、高新区、自贸区,两者可以优势互补,联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配合中央把城市、连接、企业、项目这些事情做好做实。
第二,在65个国家200多座城市当中确定先行推进的国家与城市,可从经济成长性、战略性、安全性等角度进行筛选。而后再确立一批丝路节点城市,国内的丝路节点城市应采取友城关系对接,上海“一带一路”上有16个友城,要建立健康有序良好的友城关系。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圳成功了以后,大家信心来了,浦东开发成功了大家信心更大了。什么时候“一带一路”出现一个深圳或浦东了,将是“一带一路”走向成功的一个新的起点。
第三,在上海和浙江之间应该有一个长三角大湾区,设想把崇明岛、大虹桥、上海自贸区,以及舟山的自贸区、杭州、乌镇等,包括将舟山自贸区与上海跨海的连接等都做起来,这个大湾区对“一带一路”将起到更大的支撑作用。
不断提升城市功能
邢厚媛(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一带一路”倡议中,上海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的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看上海正在做什么,根据“上海2040”总体规划,上海正在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其中内涵包括“5+1”的建设目标,“四个中心”、科创中心加一个文化大都市,中心和都市不是自娱自乐,也不是建完了只为上海服务。我认为全球城市的功能首先体现于国家意志,要放在世界的视角里去建设全球城市,所以,全球城市的目标决定了上海未来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定位。
在“一带一路”的地理坐标上,上海是一个重要的支点。地理坐标就是行事定位,上海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支撑点,上海要做好重要支撑,就应该有新作为。在产业上,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很好地去诠释“四个中心”、科创中心建设内涵,特别是这些中心都是国际的或者是具有全球影响力。上海作为这五大国际性中心,其辐射半径应该在不断扩大,全球城市的成长规律基本上是先抢占国内的产业龙头制高点,然后在周边区域一点点扩大。从东亚到亚洲到欧亚到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城市。贸易畅通也好,设施联通也好,更为重要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跨国产业走廊当中,上海在金字塔形的分工体系当中要发挥好辐射作用。未来,上海乃至中国的创新成就不会只为中国自己服务,要做好为世界服务的准备。
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首先应该把大家吸引过来,促进广泛交流,因为丝绸之路精神的16个字中,有4个字就是“互学互鉴”,大家相互学习,夯实“一带一路”的根基,我们要发挥作用,还有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国理念的传播、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上海依托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大有可为。
上海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是制度引领。在政策沟通方面,上海应该成为“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新舞台。比如说去年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议,达成了不少重要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在经营管理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其辐射范围可不仅仅在中国,未来还可以辐射到更多国家和地区。还有规则和输出方面,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需要提出自己的规则方面的主张,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品牌、中国智慧要走向世界,上海正好是这样的一个助推器,是一个发射场。在社会治理方面,我觉得上海城市治理在全国是居于前列的,我们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社会治理的样板和经验输出者。
“一带一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可以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一个制高点。说到全球化,很多人都在讲要树立人力全球化的思维,我认为这在目前还没有可能变成现实。所以“微笑曲线”依然还在发挥作用,那就是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国际合作还在不断构造新形势下的国际产业链,从制造业的加工贸易转向服务业的服务贸易服务外包,而且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在从国际产业体系的低端走向高端,从边缘走向核心,而上海就是这个核心的制高点。
我们打开思维天窗,在讨论“一带一路”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倡议,未来还会有航空领域、网络信息领域、金融服务领域更广泛的联系与合作构想,这一切对上海而言发挥作用空间的可谓无限。我认为,“四个中心”、科创中心建设和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提升了上海的城市功能,“一带一路”则正好是属于上海的舞台,定能帮助上海更好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
强化自贸区制度建设
赵红军(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一带一路”泛区域发展与合作专业委员会主任)
“一带一路”,对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上海而言,大有用武之地。上海曾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现在,越来越国际化的上海更要在“一带一路”里有所担当。
比如,如何利用长三角地区开放程度高、辐射广的优势,加快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上海自贸区本身和“一带一路”是相连的,且是“一带一路”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是干什么呢?其实和设置自贸区的本意是一致的,要利用改革开放来促进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
在“一带一路”远景和行动中,虽然没有明文提到上海,但以扩大开放促进新形势的改革,建立创新开放的经济体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等相关内容,难道不就是在说上海吗?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上海更是责无旁贷。
上海应更强化自贸区的制度设计,更大胆地先行先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同时,要在更深层次上推进改革。比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不仅要瞄准张江、双创基地,还应当研究对接“一带一路”的思路和策略,且仍然要成为排头兵和主力军。我认为,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充分发挥上海航空、客运、货运中的现有优势。上海在国际客运和货运当中在东南亚“一带一路”地区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东南亚、中亚、南亚,上海都是重要的枢纽港。尤其在国际货运市场上,上海和“一带一路”地区的联系度相当高,在这方面上海可率先作出进一步的探索。
第二,上海应当出现更多的“一带一路”智库。智库有什么优势?智库不同于企业,不同于国有企业,由学者对外参与“一带一路”的推广,效果会比较好。智库的重点应放在贸易、旅游、经济等领域,比如金融研究院、区域合作发展研究院、教育文化的研究院等。另外,上海高等教育有优势,应当培养更多的“一带一路”人才,通过文化互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国际安全领域,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一定也能作出更多的贡献。
第三,鼓励大学和“一带一路”地区高校建立合作和办学基地,吸引留学生创新创业。我自己带的一位来自非洲的研究生就在上海创业了。他的企业作为一个桥梁,不仅仅是中非之间的商贸往来,更起到了文化交流作用。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是责任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是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全球化的新模式,它跟传统的全球化模式不一样,上海应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积极搭建各类平台
邹磊(上海市委党校发展研究院讲师、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一带一路》总撰稿人之一)
上海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找准亮点和结合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服务”上:服务国家战略、服务长三角地区、服务市场主体。关键在于构筑完善对外开放的合作平台,提升上海在全球新形势中的制度话语权。建议上海争取中央的支持,成立中国欧盟合作论坛,或在上海成立制度化的中国跟欧洲的合作论坛。
我们还可以建设功能性平台,比如建立沿线港口城市合作的机制化的平台。还可以在产业合作方面建立一个合作的平台,找准与企业走出去的特点。现在很多兄弟省市的企业都在积极“走出去”,上海在信息、渠道、融资、法律等方面都有很多优势,服务兄弟省市“企业”走出去,我们可以建立对口资源合作平台。上海是全国最多的外资企业聚集地,这些外资企业对参与“一带一路”也很有兴趣,但是怎么参与,我们要做一些前瞻性的部署,就是为中外企业联合开发“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三方市场搭建合作平台。具体怎么运作,需具体探讨商量,但是我觉得需要进行前瞻性的布局。
我们还需要智力支撑平台。上海的研究力量很强,但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欠缺。现在“一带一路”倡议出台后,这方面研究依然比较薄弱。现在一些研究机构也在做“一带一路”相关研究,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加强研究力量的统筹,围绕一些重点问题,各高校或是科研机构结合自身优势进行攻关,或许可以较快建立起较大而全面的智力支撑平台。现在很多的地方科研高校院所都有各自为战的倾向,就导致了资源的浪费。
在打造智力支撑平台的同时,还不能忘记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像一些有实力的咨询公司、智库、行业协会等,上海市商务委也委托了智库咨询公司做这方面的研究,因为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真实需求会更加了解,吸引这些社会力量参与,会事半功倍。
简言之,我们要积极搭建平台包括综合性平台、功能性平台和智力支撑平台等。